除了要明确了以上提到的概念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尤其还须注意：与语义学上的差别不同，[47]在宪法规范内涵下普通话并不等同于国语——即相对于方言，普通话条款并未肯定普通话具有与国语一样的绝对优势地位。
汤德宗：《论正当行政程序》，载汤德宗：《行政程序法论》，台北元照出版社2005年版。法院审查的依据经常是信赖保护（legitimate expectation）。
这种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前述司法、准司法与行政区分的延伸，但又不完全相同。[44]自然正义的适用方式更类似规则，或者适用，或者不适用（all-or-nothing），程序公正的适用则更类似原则，在各种情形下尽可能地实现（optimization），因而是一种开放的结构（open-textured）。[66]同时，软法的适用应该灵活而非僵硬，应该考虑具体个案的特点。[13]John M. Kelly， Audi Alteram Partem， Natural Law Forum （1964）， Paper 84， pp.103-110.[14]Bagg's Case （1615）11 Co. Rep.93b.[15]R.v.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723）1 Str.557.[16]Mark Aronson Matthew Groves，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Fifth Edition， Thomson Reuters，2013， pp.405-406.[17]Frederick F. Schauer， English Natural Justice and American Due Process: An Analytical Comparison，18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47（1976）。【摘要】通过追溯普通法国家从旧自然正义观到新自然正义观的行政程序革命，可以看到从自然正义到程序公正的范式转变，这种演进背后体现的功利——尊严进路的差别以及隐含的司法与立法、行政的关系，以及普通法、制定法和软法在普通法国家行政程序正义中的位置。
[32]鲍德温案第一次以自然正义推翻了非司法或准司法性的行政决定。[23]Cooper v Board of Works for the Wandsworth District [1863]143 ER 414 Court of Common Pleas （1863）。[34]朱新力、骆梅英：论裁量基准的制约因素及建构路径，《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
基于追求理性的要求，经验评估模式并不可以作为制定某一项基准文本的主要方法。为避免这一点，解决各指标数值可综合性的问题，需要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二，当出现从重情节和从轻情节逆向竞合时，一般应当先考虑从重情节，在从重处罚的基础上再考虑从轻处罚情节。④从重情节、从轻情节、减罚情节和免罚情节的逆向竞合。
[48]在行政法学中，有部分学者对这一方法表示认可，他们主张，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格次划分问题上，可以考虑采用‘中间线说作为一般的适用方法，面对特异情势再作具体调适。在这里，即使将法律构成要件中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排除在行政裁量范畴之外，但是对于法定构成事实之外的那些影响法律效果选择的其他事实情节的判断补充，仍然为法律效果的选择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的。
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32条第3款规定：拆除或者闲置陆源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必须事先征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其实，对于寻找基础值模式而言，无论是中间线法还是固定值法，均来源于基层执法经验和执法实践的归纳总结，比较符合行政执法人员的经验法则，也容易被执法人员所掌握和相对人所接受，因此它在各地裁量基准的实践推进中通常被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而得以广泛应用。③从重情节、从轻情节和免罚情节的逆向竞合。该基准颁布之后不久就成为理论研究上的众矢之的。
而具备特定的酌情从轻情节的，则可考虑在同一格次内降30％以下幅度裁量。譬如，根据该参考变量，情节最轻微的情况为饲养1只，按照上位法规定的20元～1000元罚款的裁量幅度，理应处以20元的罚款。[11] (二)统一裁量观下的裁量基准技术构造 不过，颇有意思的是，而对上述理论上的不同观点，行政机关在执法实务中并没有受到影响。它在效果格化上较早采用了数学公式的方法，以单独部分规定了所谓的自由裁量权公式。
对此，我们认为，裁量基准不具有授权的资格，它作为细化情节的一种权限，尽管在执法实践中无可避免地会创造裁量情节，但我们对这一创造性活动合法限度的承认，应该仅限于此，而不能承认其可以将这一权限授权给其他规范性文件。首先，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否认数学对法律科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因此，任何一种效果格化过程都会遵循一定的规律，行政机关必须寻找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作为行政裁量的参照物，方能实现裁量正义。在这里，裁量基准就将有无违法犯罪动机作为区分一般与严重这两种违法类型所主要考虑的裁量情节。
总体来看，英美法国家基于实用主义路径而建构起来的裁量一元论的观点，似乎获得了更多学者的支持。有学者曾不留情面地指责说：自由裁量范围太宽固然容易造成滥用，但是，裁量基准越细化，越会剥弱自由裁量本身所具有的功能，甚至使其功能丧失。但如果按照上述基准执法，无疑会造成另一种情形的合法但不合理。利益衡量的重心往往是法定情节以外的酌定情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利益衡量的精义和目的就在于对法定情节以外的酌定情节所体现和代表的利益的一种关照和衡量。实践中，在应受处罚行为成立要件尚未获得满足的前提下，即使行为人的个体特征具有严重的反公共利益倾向，我们也不能因此便将其定性为应受处罚行为。[15]周佑勇：论行政裁量的情节与适用，《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
原因是如果采行相反的思路，从重情节的功能就无法在裁量基准得到体现，这是因为先从重并不会改变量罚幅度，再减轻仍然是在基本量罚幅度以下考虑处罚结果，这就和不具备从重情节、其他情节相似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没有差别。这是裁量基准技术构造的核心内容，也是效果格化的关键技术。
其二，观察基础值的方法有归纳和演绎两种。在统计学中，对具体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离不开统计指标，统计指标是对分析对象的数量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本工具。
(三)数学模式 所谓数学模式，是指采用数学方法，使行政裁量数学化的效果格化模式。与中间线法不同的是，另有一种方法往往会将基础值确定在一个固定点上，而不是采取评估中间值的方式，我们将其称为固定值法。
购买的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姓名、住址、年龄、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与使用者真实身份明显不符，且有其他违法犯罪动机的……。我们不能将基础值的域设定的过宽，否则便丧失了合理行政的实际意义，也有可能会带来第三次裁量约束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在行政法学理论界并不被广泛认可。[3]KennethCulpDavis,DiscretionaryJustice,UniversityofIllionisPress,1971,p.4. [4]SeeD.J.Galligan,Discretionarypowers:alegalstudyofofficialdiscretion,Oxford:ClarendonPress,1986,p.20,21,23. [5]王天华：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数学方法本身，而在于运用数学方法的人。从裁量基准的实践推进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许多原来在效果格化模式上采取中间线法或固定值法的裁量基准，后来逐渐演变为数学模式的方法。
所谓的同向情节竞合，主要是指从重情节的竞合、从轻情节的竞合、减轻情节的竞合和免除情节的竞合。统计分析更多的是针对较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用比较广泛的统计指标，即利用由众多指标构成的统计指标体系进行描述与分析。
考虑实际收取罚款的可操作性，可以设计如下几种方案： 方案1：直接对计算结果y四舍五入取整，即实际收取的罚款数均为1的倍数。[21]如《宁夏交通运输行政裁量权裁量基准(包括宁夏交通运输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征收裁量权裁量基准)》(宁交办发[2012]193号)。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对空白要件的任何细化都是一种创造性活动。[10]但是，亦有学者仍然坚持认为应该效仿德国经验，将行政裁量范围仅仅限于法律效果上，反对要件裁量的提法。第二，对于逆向情节竞合的处理。笔者认为，无论是作为一种解释性的细化技术，还是作为对空白要件之补充规则，裁量基准的情节细化在整体上均必须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并辅之以行政法益必要性和等同性规则之限制。
不过，在展开具体的方法论检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有关效果格化基础值的如下三项内容加以澄清： 第一，效果格化的基础值是否真的客观存在？实践中，一般存在两种反对理由：其一，效果格化的正当性依据是授权规范，因此，是否格化，以及该怎样格化似乎只是行政机关自己的事务。很明显，由此计算出来的裁量结果肯定更为全面。
在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可能会在将哪些行为纳入从重或从轻等问题上(即情节细化)具有丰富的经验，因为情节细化往往涉及价值问题，它具有或左或右的可能，需要借鉴经验的力量。[39]刘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页132。
因而，在裁量基准的制定过程中，有必要确立一套多项情节冲突和竞合的适用规则。一般认为，从重情节的竞合适用，只要在所对应的具体的法定幅度内，无论多少个从重情节的竞合适用都不能超过法定幅度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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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自然段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和社会事业各方面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111] 从这些紧急情况下可以适用的例外情况来看，恐怕执法人员会面临一些更为极端的情形：令人忧惧的是嫌疑人向预谋引爆炸弹的同伙发送消息，或者人贩子手机上有藏匿被拐儿童的信息。
信访事项的范围，是指信访机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受理的信访案件的范围。
但是，由此而将不成文宪法视作成文宪法的对立面，则可能完全背离了首创者提出这一传统分类的真正目的。
这种理解也与条款中在普通话前所使用的定语是全国通用的而非国家通用的相一致。